“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。晚风拂柳笛声残，夕阳山外山……”这首传唱近百年的《送别》，几乎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。然而很少有人去想，那个写出如此苍凉深邃词句的人，后来去了哪里。
他去了佛门。从此世间少了一个叫李叔同的旷世才子，多了一位叫弘一的苦行僧。
一
1880年，李叔同生于天津一个盐商巨富之家。父亲李世珍官至吏部主事，辞官后继承家业，富甲一方。这样的出身，注定了他自幼便能接受最好的教育——延名师教诗词、授书法、传篆刻。七岁熟读《文选》，十二岁习得各朝书法，十五岁便写出“人生犹似西山日，富贵终如草上霜”这样的句子。
少年成名之后，是更加绚烂的人生。1905年，他东渡日本留学，在东京美术学校学习西洋绘画，同时在音乐学校研习钢琴与作曲理论。在日本，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“春柳社”。1907年，为赈济淮北水灾，春柳社公演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，李叔同男扮女装饰演茶花女。他的学生丰子恺后来回忆：“他自己把腰束小，扮作茶花女，粉墨登场……卷发，白的上衣，白的长裙拖着地面，腰身小到一把，两手举起托着后头，头向右歪侧，眉峰紧蹙，眼波斜睇，正是茶花女自伤命薄的神情。”
他创造了太多“第一”：第一个将西洋油画引入中国，第一个将钢琴音乐带入中国，第一个将话剧介绍到中国。他主编了中国第一本音乐刊物《音乐小杂志》，在国内第一个使用五线谱作曲。他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期间，培养出了丰子恺、刘质平、潘天寿等一批日后在中国艺术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。
“二十文章惊海内”——这句话用在他身上，绝非过誉。
二
然而就在人生的顶点，他选择了转身。
1918年8月19日，三十九岁的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定慧寺正式剃度出家，法名演音，号弘一。出家前，他将平日所存的衣物、书画、笔砚、印章等艺术精品，分别赠予朋友、学生和校工。从此，那个风流倜傥、才华横溢的李叔同，消失了。
世人对此困惑不解：一个拥有了一切的人，为什么要放弃一切？
他的学生丰子恺用“人生三层楼”的比喻给出了最精妙的解释：“人生好比一座三层楼。第一层是物质生活，第二层是精神生活，第三层是灵魂生活。物质生活就是衣食。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。灵魂生活就是宗教。”李叔同早已登临二楼之巅，而世人眼中的圆满，于他而言仍有缺憾。他觉得“二层楼还不够，必须再往上走”。
1916年冬天的那场断食体验，或许是一个关键转折。饱受神经衰弱折磨的李叔同在虎跑寺断食十八天，在《断食日志》中写道：“身心轻快了很多、空灵了很多，心的感受力比以往更加灵敏了，并且颇有文思和洞察力，感觉就像脱胎换骨过了一样。”这次体验让他真切感受到了超越艺术愉悦的灵魂安宁——那是一种来自生命深处的、更加根本的东西。
三
出家后的弘一法师，选择了佛教中最严谨、最难持的律宗作为修行方向。他将前半生对待艺术的极致，尽数倾注于对戒律的持守与弘扬。
律宗典籍浩繁，仪轨精细入微，修行生活更是清苦至极。但弘一法师以极大的愿力，将余生全部投入其中。他伏案校勘《四分律行事钞》，一字一句反复比对；他亲手抄写律文，小楷工整端庄，连标点符号都一丝不苟。他撰写的《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》《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篇》等著作被收入大藏经。佛教界尊他为“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”——南山律学在中国湮没了八百年，至弘一法师方得复兴。
他的生活简朴到令人难以置信：一双破布鞋，一条旧毛巾，一领衲衣补丁两百多处。他持戒严谨，淡泊无求，不收徒众，不作住持，不登高座。太虚大师曾评价他说：“弘一律师在中国，可说是持戒第一。”
但严苛的戒律背后，是一颗柔软至极的心。一次在宁波金仙寺，弘一法师听天台高僧静权法师讲《地藏经》。当静权法师讲到佛陀为生母说法、提倡孝道时，堂下突传哽咽声——竟是弘一法师泣涕如雨，痛哭失声，众人无不惊愕。一个持律如铁的人，心中却藏着如此深重的悲悯。
四
1942年10月13日，弘一法师圆寂于泉州温陵养老院晚晴室。弥留之际，他写下了四个字——“悲欣交集”。
这四个字，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。悲什么？悲众生之苦，悲佛法之衰，悲此生之短暂。欣什么？欣修行之圆满，欣解脱之在望，欣灵魂之归宿。悲与欣，在常人眼中是对立的，在他笔下却融为一体——那是一个抵达了生命深处的人，才能写出的境界。
回顾他的一生：前半生是“二十文章惊海内”的旷世才子，将中国近代艺术的所有门类几乎都推到了时代的前沿；后半生是“以戒为师”的一代高僧，使断绝数百年的律宗得以复兴。两种人生，两种极致，竟由同一个人完成。
赵朴初先生曾用一首诗概括他的一生：“深悲早现茶花女，胜愿终成苦行僧，无尽奇珍供世眼，一轮圆月耀天心。”从茶花女到苦行僧，从繁华到枯淡，从人间到佛国——这一转身，一转身便是一生；这一归来，归来即是永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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